东南亚的首都

在中国近代史上，父亲是守护传统的文人东南亚的首都，是现代美学的开拓者，他一生温润如玉，却与最犀利的笔杆子鲁迅有过思想的碰撞；

儿子是沉默的科学家，是国之重器的铸造者，他隐姓埋名数十年，用生命点燃了蘑菇云，让一个民族挺直了脊梁。

这位父亲，名叫邓以蛰。

他的儿子又会是谁呢？

1923年的北京，空气中弥漫着新旧交替的复杂气味。

紫禁城的城墙还未褪去帝国的余晖，而北京大学的课堂里已经充满了德先生（Democracy）和赛先生（Science）的呼声。

这一年31岁的邓以蛰结束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涯，踏入了北大这片思想的热土。

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海归。邓以蛰的家世显赫，他是清代书法篆刻大家邓石如的五世孙。

邓家在安徽怀宁是首屈一指的文化望族，几代人浸淫在笔墨纸砚和金石考据之中，这让他天生带有一种旧式文人的儒雅气质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。

然而他又不完全是旧文人，早在1907年，15岁的邓以蛰就在日本认识了比他大13岁的陈独秀。

在那个革命思想的策源地，陈独秀的慷慨激昂，对民主与科学的疾呼，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这位名门少年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

他不再满足于祖辈的书斋学问，开始思考国家与民族的未来。

辛亥革命后，年仅20岁的他便出任安徽省教育司司长，锐意推行新式教育，试图用知识改变家乡的面貌。

正是这种“一手传统，一手现代”的背景，让邓以蛰在美国选择了哲学与美学。

他希望用西方的理论体系，来重新审视和阐释中国固有的艺术精神。

当他回到北大，与同样留学归来的宗白华并称“南宗北邓”时，他找到了一条独特的学术路径：将康德、黑格尔的美学理论，与中国书画的意境、气韵相结合。

他认为，中国书画不只是技巧的堆砌，其背后蕴含着独特的宇宙观和生命哲学。

当时的北大思想界，犹如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各种思潮激烈碰撞。

其中，最锐利、最不妥协的声音，来自鲁迅。

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，正挥舞着他那支如“匕首”和“投枪”般的笔，对一切旧传统、旧文化、旧道德进行着最猛烈的攻击。

在他看来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，字缝里都写满了“吃人”二字。

他主张彻底打碎旧世界的坛坛罐罐，以便建立一个全新的文化。

邓以蛰的出现，恰好站在了鲁迅所批判的对立面。

虽然邓以蛰也提倡革新，但他更像一个“修复者”。

他珍视传统中那些美的、有价值的部分，认为艺术具有超越时代的“疗愈”作用，能够滋养国民的精神。

他强调中国书画的“民族性”，坚信这是中华文化不可丢弃的瑰宝。

这种根本性的思想分歧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冲突。

虽然没有留下两人面对面辩论的详细记录，但这场“神仙打架”的余波，却在鲁迅的文字里留下了痕迹。

据郁达夫等人的回忆和鲁迅的日记侧面印证，鲁迅曾对邓以蛰这类学者有过辛辣的评价。

他认为他们就像是“披着洋装的士大夫”——表面上说着西方的理论，用着洋文的名词，但骨子里依然是旧文人那套趣味和思维，试图为腐朽的旧文化“招魂”。

这种批评是极其尖锐的，几乎是对邓以蛰学术立场和个人身份的全盘否定。

面对这柄刺来的“匕首”，邓以蛰没有选择公开反击。

他性格内敛温和，不善论战。，他选择沉默，继续埋首于自己的研究和教学。

对他而言，学术的价值在于构建，而非摧毀。

他把所有的心力都投入到《艺术的本质》和《中国书画美学》等著作的写作中，试图用扎实的体系来证明自己的观点。

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北平沦陷。北大、清华、南开的师生们含泪南迁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。

邓以蛰本应随校南迁，但他却因患有严重的肺病，身体无法承受长途跋涉的颠簸，被迫滞留在了北平。

滞留，意味着要在一个由侵略者控制的城市里生存。

伪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”成立后，急需有声望的学者来装点门面，伪北大、伪师大纷纷成立，群员的交流并向邓以蛰这样的大教授伸出了橄榄枝。

只要他点一下头，就能得到优厚的待遇和安逸的生活。

邓以蛰的选择，是拒绝。他闭门谢客，彻底断绝了与伪政权的任何联系。

他靠着战前微薄的积蓄度日，当积蓄用尽，生活陷入绝境时，他没有丝毫动摇。

他家里收藏着祖上传下来的邓石如真迹，每一幅都价值连城。

在那个兵荒马乱、黄金万两的年代，只要卖掉一幅，就足以让他全家衣食无忧。

但他没有。对他而言，这些字画不仅是财产，更是家族的荣耀、文化的血脉和民族精神的象征。

在国破家亡之际，卖掉祖宗的传承去换取个人的苟安，是他绝对无法接受的。

于是他开始在自家的小院里，像一个普通农民一样，弯下腰，拿起锄头，开荒种菜。

他种萝卜、白菜、西红柿，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一家人的口粮。

日子过得极其清苦，但他保全了一名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格——气节。

“宁可种菜，不卖祖传字画。”这不仅仅是一个选择，这是一种宣言。

邓以蛰一生育有二子二女，邓稼先是他的长子。

邓稼先的童年，就是在父亲的书斋墨香和庭院菜香中度过的。

父亲很少对他进行刻板的说教，但父亲的言行举止，就是最深刻的教育。

他看到父亲在昏暗的灯下研读古籍，也看到父亲在困顿中挺直的腰杆。

他理解了什么是“学问”，也理解了什么是“脊梁”。

16岁的邓稼先正在北平崇德中学读书。由于不堪日伪当局的奴化教育，他和同学们一起发起抗议活动。

事情很快被校内的日本教官察觉，邓稼先的名字上了追查的名单。情况紧急，姐姐邓仲先连夜将他藏了起来。

当邓以蛰得知此事后，没有丝毫犹豫。

他深知儿子若继续留在北平，前途未卜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

他做出了一个艰难而又果决的决定：支持儿子南下，去往大后方昆明，投考西南联大。

这个决定，意味着父子从此天各一方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

但为了让儿子能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读书，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，这位父亲甘愿承受分离之苦。

他亲自为邓稼先收拾行囊，叮嘱他要好好学习。

邓稼先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。他辗转千里抵达昆明，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。

在那片茅草屋顶的教室里，他师从吴有训、赵忠尧、王竹溪等物理学大家，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。

如果说，邓以蛰选择用美学守护文化的根脉，那么他则希望儿子能用更直接、更强大的力量——科学，来保卫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。

父子二人，选择了不同的路径，却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。

1947年邓稼先赴美留学，仅用不到两年时间就获得了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。

1950年在他获得博士学位的第9天，他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，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满目疮痍的新中国。

这个选择，与父亲当年在北平的选择，何其相似！

接下来的故事，举世皆知。

邓稼先回国后，从1958年起便从公开的世界里“消失”了。

1964年10月16日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

1967年6月17日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。

当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上空升起时，远在北京的邓以蛰，或许并不知道这惊天动地的伟业正是由自己的儿子主导完成的。

但他一定能感受到，这个国家从此不同了。

邓以蛰于1973年去世，享年81岁。他一生温润，默默守护着文化的薪火。

邓稼先于1986年去世，享年62岁。他一生沉默，为国家铸造了坚不可摧的盾牌。

邓家父子，一个守护文化，一个保卫国家，共同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：

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

参考资料：

1、千里共同途 媒体：中国核工业 2025-10-20

2、【国画周刊】邓以蛰｜画法与书法的关系 文化艺术报 2021-08-07